富士康、工人與第三者

現在才五月份，臺灣首富郭台銘在深圳的富士康工廠就有十一人墜樓尋死，其中兩人命大不死。他們都是17歲至24歲的男女，外地人，農民工，年青又資歷淺的。

底薪只有900元人民幣（下同）（折港幣1025元），為了應付可與一河之隔的香港匹敵的深圳高物價，加上多少得濟助家庭，不得不犧牲個人的休息、休假、假期、休閒等，加班加點；看到旁人月入2000多、3000來塊，為了“充實”自己及不落於人太後，唯有多勞多得以達到那怕是每天工作11至12小時、每個月超時工作100小時（大陸公佈的是每個月超時36小時的法律）以換得1700元的收入也好。

工廠裡的作業，流水線要你坐就得坐，要你站就得站，由不得你使性子愛停手就歇手。不管是正常班次的八小時，還是超時數的工作，都是不斷重複着單一的手工作業，使得身體的機能有的麻木，有的異常的發達，身心不平衡。 但是反過來說，又要求你的身體各部件能正常運行，包括飲食適當，不能貪食嗜杯，否則你忍不了大、小便，如何應付每兩小時作業後的十分鐘“放風透氣”的間隔，好讓你喝水、喘氣、上廁所、補零食調味等等。流水線上的工人作業時不得交談。人們處在一個壓力鍋般孤立模式的無援狀態之中。

富士康在深圳的42萬勞動大軍，其自殺率為每10萬人6.28個，遠遠低於在發達國家乃至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城市之兩位數字的自殺率，為什麼富士康的事件如此引起人們的注意力？這不單純是簡單的工廠問題，社會的責任不可迴避，何況幾十萬人的大廠實是社會的縮影（廠區裡有免費的網巴、免費的游泳池、免費的健身中心，以及郵局、銀行、超市、洗衣店、運動場、電影院、百貨公司、多式樣的餐廳等）。

這不是孤立的事件。就算富士康的產值是占深圳GDP的20%和占全中國年出口量的3.9%，就算富士康的包吃包住的淨工資等比本地的工廠要好得多，但是只要外面的世界、外界的物價一路飆高，都會無情地予草根族們一個又一個美夢的破滅。再者，在過去二十多年，勞動者的工資在GDP的比重大幅下降達兩成，而資本報酬在GDP的比重卻相反地昇幅高達兩成，這一上一下來回相差多少啊！是什麼在擁抱資本而藐視勞動力？十分明顯，它帶給人們貧窮世襲，而不僅僅是簡單的貧富差距的擴大而已。

男女朋友分離的常見因素之一是第三者的介入，而且男女朋友中之一人也覺得此第三者要比現時的伴侶要好，推波助瀾，裡應外合，遂撮成了他們之間關係的重新排列組合。

富士康與工人的關係就像男女間的結合，在這裡出現的第三者是社會：樓價的飆升，各種物價的齊昂 。而作為第三者的社會卻不是男女間的第三者所能給予的好處，使處於弱勢地位的工人沮喪，工人怎麼努力、辛勞、沒假日地加班加點等等都未能追得上社會物價的上升，於是爆發了一起又一起的不幸事件。

William James點破了：“最使人疲倦的，莫如對一件事永遠因循而做不完。”工作程序重複得千篇一律，一天有大半天的長時間工作，工作環境的現實又是與家庭溫暖的氣氛落差之大，足以熄滅和諧社會下最富於理想的年齡階層之熱情，而燃燒起自己，成全傲骨的資本與酷寒的社會。

Willy Bodbijl說得好：“以前的父母有很多孩子，今天的孩子有很多父母。”

“一胎化下”六個大人呵護一個寶貝小孩，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哪有受過背井離鄉地、遠離六個親人地被外人指指點點，即使富士康的待遇及設施要好過外頭的廠商？

家庭的模式、學校的教育模式、心理精神以及情感問題、富士康的作業模式、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值得進一步推敲與在思考。

社會主義的驕子寵女家庭要接受資本主義“斯巴達式” 的市場管理，沉重、痛苦、煎熬啊。

人啊，正如被後世譽爲“改變美國的20本書”之一的、著名的《草葉集》的美國詩人惠特曼所說的：“噢，要像樹木和動物一樣去面對黑暗、暴風雨、饑餓、愚弄、意外和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