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三木首相内閣任文部省的永井道雄說：“辦好教育的關鍵，第一在於教師，第二還在於教師。”
看看現在為人師表是如何批改學生的作文就可清楚了解其用心與否。現在的作文一個學期勉強湊也只是個位數，不像以往的學生每星期都得寫一篇作文，而且那時出的題目有一定的難度和深度，比如『妯娌關係』、『婆媳之間』。
看到今天的老師在同學的作文批改上寫的諸如“這一篇大有進步”、“這次作文比前一篇有改進”、“很高興你有這個想法這個做法”、“詞彙優美，句子通順”、“繼續努力，就會成功”諸如此類，而在同學的作文中之一字、一詞、一句、一段間不見有任何或偶爾間青蜓點水般地用紅筆點一點（不是正式的改正糾錯），包括改正錯別字、誤用詞等這些繁細的工作。與其說今天的學生太優秀了，無可挑剔了，倒不如說為人師者之應付，我只能長噓短嘆。至於文內是不是標準的普通話/國語，那是整個教學、整個環境、整個政府負責監管下的產物。
教師是學生智力生活中的一盞指路明燈。未來踏上社會的學生隨著老師這種評語式『指路明燈』下成長，好喊大話、大聲叫話，不好做細緻的工作，如果說有差別，那也只在於前見用手寫，後來手也不用，乾脆靠張嘴喊叫了。現今社會常聽到誇誇其談的喧嚷，事出有因，不是嗎？要見怪也怪不起來了。
培根在其《論學問》中有這麼三句話：“閱讀使人充實，談論使人機敏，寫作使人精確。”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學習語言的目的有兩個方面：一為聽和說，另一為寫文章。在聽和說與寫文章相比較，對寫文章的要求較高，因為有較多的時間思考文路、遣詞造句，可培養細膩、認真、用詞準確、多參考資料等諸多良好的習慣。而聽和說由於是現場直接作出回應，故沒有太多的時間搜索枯腸。
作文具有考核學生全面的語文能力之功效，是非常好的學習語言的方法，與要依賴絕大多數的記憶如史地大不同。如果說老師批改學生的作文只有大話連篇，那麼史地之類則是錯誤百出。請看以下香港某一家官立中學老師給學生正分數的例子：肖何被王莽篡奪帝位；漢武帝輔助劉邦建立漢朝；劉嬰在昭帝、宣帝兩朝輔政；霍光頒布『推恩令』削弱諸候國勢力，這四道題全答錯了，可是老師照樣給了合格，垃圾！
“應該強調，不嚴肅認真的教育，有許多隱患。”這是浪漫主義文學紀念碑式的長篇小說《巴黎聖母院》作者雨果感慨地說的一句話。當然，如果想到只有十幾拍的大學錄取率，那可真是未雨綢繆、精打細算、裡應外合。他們比『範跑跑』聰明，也只在於懶惰，沒有那麼的『衝勁』。這是極常見的校風，特別是商業味極濃厚的香港，身為學生家長無可奈何，因為這些為人師者手上拿着政府簽發的學位證書、教師資格證書，他們穩坐釣魚台。算算看，以05至06年的統計，香港有超過478000個中學生，一年只不過七、八萬高中生考大學，却也只有不到15000人能進入大學校園。如果不在初中階段這個可怕的『堰塞湖』先泄下一大段洪流，其大學升學率更是低到不敢看一眼。人們議論香港的教育，特別是中英文方面，中文不像中文，英語不似英語，粵式中文，港式英文，這都是學校裡學生寫的作文、學生學的歷史等等在老師這盞『明燈』照耀下所產生的巨大的後果。
教學是一良心事業。但在教育上的一些做法却是可恥的、可惡的。政府都做了些甚麼？做了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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